一
近代以来，如何与西方打交道成了中国的核心议题。说白了，就是要学会用西方的本事来对付西方。所谓"学西方"，就是要把他们的先进技术学到手，从而提升自己的实力。等到咱们强大了，就能反过来制约和影响他们。
魏源在晚清时期，基于传统的义利观念来分析中西关系，将中国视为文明的中心，而把西方看作未开化的地方。他认为，文明与野蛮的区别在于是否遵循道义，讲求道德原则就是义，只顾追求利益而不顾道义就是利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西方完全符合野蛮的标准和定义。
西方人虽然被看作蛮夷，但他们手里握着厉害的武器，比如强大的战舰和大炮，这给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。就像李鸿章说的，这是中国三千年都没遇到过的大变局。
晚清时期，中国对西方的态度是矛盾的：一方面承认他们的科技先进，愿意学习；另一方面却排斥他们的思想和文化，认为不值得效仿。
历史验证了魏源"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来超越西方"的主张是明智且正确的，中国正是按照这一思路发展至今。但有一点需要补充：魏源当时所说的"先进技术"仅指具体的生产技术，现在我们应该把这个概念扩大，把管理方法和制度创新也包含进去。
晚清时期推行的"师夷长技"策略，主要局限于引进西方的生产技术，特别是军事装备制造领域，这就是李鸿章主导的洋务运动。但1894年甲午战争的惨痛教训表明，如果不革除清朝体制中的落后因素，不学习西方先进的制度体系，中国就无法真正掌握西方技术，更谈不上实现国家的强盛。
民国时期，我们进入了学习外国先进技术的新时期，不仅引进具体技术，更重视学习他们的管理制度，甚至把制度学习放在了首位。
制度性技术同样属于技术范畴，西方确实有些值得借鉴的制度性技术，但这并不代表他们的整个制度体系都是先进的，更不意味着他们的文化整体上就高人一等。判断一个制度和文化是否先进，唯一的标准就是看它如何处理道义与利益的关系，也就是所谓的义利之辨或义理标准。即便西方在某些制度上有可取之处，但这并不能掩盖他们在根本义理上的缺失，本质上还是落后的蛮夷之邦。
简单来说，西方在物质科技和部分制度方面确实领先，但本质上仍是过去三千年中从未出现过的一种特殊形态的蛮夷。
可惜的是，民国以后的人们并没有正确认识到这一点，反而走向了另一个极端。他们觉得西方的制度和文化从整体到细节都比我们先进，而中国的制度和文化则处处落后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改变了衡量标准，把中国传统的思想道德准则抛在一边，转而用西方的技术和经济标准来评判。这样一来，技术和经济水平的高低，就成了衡量一个国家的制度和文化是否先进的唯一标准。
由于西方在技术和经济上处于领先地位，人们往往认为他们的制度和文化更为先进；相比之下，中国在技术和经济方面相对滞后，因此常常被误认为其制度和文化也较为落后。
当评价体系发生变化后，中国不再沿用过去的道德评判和文化区分标准。原本被视为野蛮的西方国家摇身一变成了发达先进的社会，而曾经以文明自居的中国则被贴上了落后和愚昧的标签。
孙中山创立的同盟会后来发展为国民党，这个党派选择了全面西化的道路，致力于全面引进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文化理念。无论是他们发起的辛亥革命，还是后来推动的新文化运动，都体现了这一思想。辛亥革命彻底否定了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，新文化运动则完全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化。
这显示出国民党的政策不仅一味追随外国，还与中国现实严重脱节，忽视了中国文化和民众需求。因此，他们的制度改革只停留在表面，并未真正革除清朝遗留下来的专制弊端，只是用西方民主的外衣将其重新包装。
清朝的统治虽然表面上结束了，但它那些专制、落后的东西却悄悄钻进了从西方学来的民主制度里。这让中国陷入了更加混乱的局面，各地军阀各自为政。国民党其实也就是这些军阀中的一个，后来虽然通过北伐战争名义上统一了全国，但只是表面文章，内部还是派系纷争不断，军阀割据的现象其实转移到了国民党内部。
当时不少有见识的人对这种状况非常失望。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新文化运动那会儿，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，这让很多人看到了希望。因为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跟资本主义那套完全不同，它站在老百姓这边，特别是为穷苦大众撑腰。这种理念更符合公平正义。
马克思主义被引入中国，并经过本土化改造，本质上是对国民党路线的纠偏。国民党照搬西方制度，这种做法违背了中国的实际情况。而马克思主义的引入，特别是经过中国化的过程，则更符合中国的发展需要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，就是让它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。虽然马克思主义本身具有科学性，但由于它诞生于西方，直接套用并不能完全适应中国国情，仍有不足。所谓“中国化”，就是将中国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和智慧融入其中，使马克思主义真正成为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体系。
民国时期，从国民党的资本主义转向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，再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，整个时代都在大力吸收西方的制度和技术。这些西方的东西被引入中国后，又根据中国的价值观进行评判和调整，形成了"以中国理念为核心，西方制度技术为工具"的新模式。最终，适应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取得了胜利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中国把苏联当作主要的学习榜样，开始引进苏联的生产技术和规章制度，并努力把这些东西改造成适合中国国情的样子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最重要的成果是建立了完整的国有经济体系，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管理方式和行政体制。
改革开放后，特别是在苏联解体之后，中国再次将美国作为主要的借鉴对象。我们不仅引进了美国的产品技术，还引入了他们的制度设计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市场经济体系。通过开放和扶持私营经济，中国构建了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、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健康经济结构。这种模式融合了中国传统价值观与现代技术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“中体西用”经济体系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中国不仅实现了技术和经济的快速发展，还成功保持了自身的文化特色与传统价值。
从民国到现在，我们一直在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，不过和清朝末年相比，学习的内容更广泛了，不仅包括具体的技术，还把制度层面的东西也学了进来。不管是制度还是技术，本质上都是工具，关键在于怎么用、为谁用。一个社会的发展方向，不在于技术本身，而在于这些技术怎么被使用、为谁的利益服务。
在西方国家，无论是生产手段还是管理方式，都是被少数有钱人掌控的。他们利用这些工具不仅压榨本国老百姓，还用来剥削其他发展中国家。
中国在吸收西方技术时，并非盲目照搬，而是有意识地筛选和调整。我们只引进那些符合道义、有助于维护正义的技术。同时，我们还会对这些技术进行本土化改造，使其更好地服务于人民的利益。
中国在引进西方技术，特别是制度性技术时，展现了出色的辨别和评估能力，这不仅是制度层面的，更是文明和文化层面的。放眼全球，只有中国具备这种独立的制度评估能力，其他非西方国家乃至西方国家本身都未能做到。缺乏这种能力，往往会导致对制度技术的盲目崇拜，将其意识形态化和教条化。
如今的美西方国家，对自身制度过于盲目推崇，把民主模式变成了僵化的教条和信仰。对内，他们被"政治正确"的条条框框束缚得动弹不得；对外，又想把所谓的民主价值观强加给全世界，结果反而暴露了他们在民主和人权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和虚伪本质。
二
从2008年起，中美两国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。中国的发展势头越来越强劲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；而美国却逐渐显露出体制和文化的缺陷。特别是在特朗普挑起贸易战，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，以及新冠疫情全球蔓延之后，这种对比更加明显。
纵观中国近现代历史，一旦中国实力强大起来，学习西方技术的阶段便告一段落，转而进入制约西方的时期。所谓的制约西方，就是凭借自身实力，对那些缺乏道义的西方国家进行管理和教化，制止和约束它们不讲道义的无耻行径，并通过道德教化，推动和维护全球范围内的道义秩序，使中国的文化和制度在全球占据主导地位。
最近发生的佩洛西访台事件，标志着中国从学习西方走向了抗衡西方的转折点。这意味着，自鸦片战争以来，中西关系迎来了最重要的历史性转变，我们正亲身经历这一重大时刻。
佩洛西的行为再次展现了美国的强权作风。作为美国政坛的重要人物，在政治正确盛行的畸形环境中，她为了获取政治利益、塑造个人形象，不顾国际准则，傲慢无礼地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，执意前往台湾进行政治表演。面对十四亿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，中国立即采取军事行动，展开环绕台湾的军事演习，开启了武力统一的序幕。
接下来的制裁行动不仅针对佩洛西的直系亲属，还切断了中美军方在三个层面的沟通渠道。这等于明确表示，中美两国实际上已经进入了直接的军事对抗状态。
其实在特朗普执政时，中美之间就已经开始较劲了，但那时候主要是在经济领域你来我往，还不能说中国已经开始"以牙还牙"。真正能体现这种强硬态度的，还得是双方在军事上的正面交锋。
特朗普挑起了中美经济较量，佩洛西引发了中美军事对峙。这些对抗恰恰验证了中国"学习西方先进技术"的成效，也检验了中国的综合实力。中国成功通过了首轮中美经济战的考验。较量的结果是，中国经济持续强劲增长，美国却陷入高通胀困境。这让美国人真切感受到中国经济难以撼动的强大实力。
请各位放心，中国完全有能力应对中美之间的军事较量，就像我们已经在经济领域展现出的实力一样。这场军事对抗对中国来说是必经之路，只有通过这样的交锋，才能让那些固执己见的美国人明白，中国已今非昔比。世界格局早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，美国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目中无人、不可一世了。
中国向西方学习的"师夷长技"时期，始于鸦片战争的失败；而中国结束学习阶段，转向自强自主的"制夷"时期，将以彻底摆脱百年屈辱、收复台湾为标志。台湾问题不仅关乎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，更是近代百年屈辱历史的延续，是这段屈辱史的最后一块伤疤。
台湾问题的根源在于，当年从大陆撤退的国民党在岛上盘踞不走。这个政党盲目崇拜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文化，是个典型的崇洋媚外的组织。而台湾迟迟未能统一，主要是由于美国的插手干预。这种局面让台湾呈现出一种半殖民地的状态。可以说，台湾至今仍是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一片特殊区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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